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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山村记事(散文)

来源: 免费小说网 时间:2019-12-23 17:13:50

马兰是我的老家,隐藏于太行山深处,全村只有二十多户人家。说到村名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每到春天,村子四处都有紫色的马兰花盛开。翻开清光绪版的本县县志,那时的村名为“马岚”,可见村名应该与马兰花没有一点瓜葛。如果是因姓得名,可全村没有一户人家姓马,据老人们讲,历史上村子里也没有过姓马的住户,因村子里历来也没有出过王侯将相一样的名人,不能因人记村,所以到现在村名的起源和由来就只能成为一桩悬案。虽然村子的历史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可叙,但据曾在新疆服役过的一位本家爷爷讲,新疆也有个叫“马兰”的地方,是我国的核试验基地,却和我们村有着很大的联系。

这位本家爷爷和我的父亲年龄差不多,只是他家的辈分高,所以称之为爷爷。据他讲,一九六零年,他所在的部队在新疆的一处沙原上施工,忽然,远处驶来几辆军用吉普。吉普车在他们附近停下,车上下来十几个青一色的军人,而且,都是身穿“四个兜”的部队首长。首长们一边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一边朝他们施工的这边走来。为首的一个瘦高个子的首长和颜悦色地笑着向大家打着招呼。

部队的一位首长向大家道:“同志们,张爱萍将军来看望大家了!”

战士们立即原地立正,齐声高呼:“首长好!”

张爱萍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是当时“两弹一星”大会战和国家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

张爱萍又向大家摆摆手,然后便与战士们亲切交谈起来了。

我的这位爷爷是个大个子,而且长得又结实。但他生性腼腆,看到首长又和这个说话,又问那个长短,他只是“嘿嘿”地笑着,却并不往跟前挤。但他还是被张爱萍注意到了。

“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山西榆社马兰村!”

“马兰?”张爱萍一听很高兴,“好名字啊!多么富有诗意!”

言罢,抬头看看四周,略一停顿,忽然转回身来朝他身边的人说道:“我们不是正发愁这里还没有地名吗?我看就叫马兰吧!也好让我们艰苦的军旅生活增添一些温馨美丽的向往,好让我们这方苍茫的土地将来可以开满鲜花,充满生机!”

此后战士们家信上通信地址的代号,由“马兰”两字所代替。

话是这么说,而且讲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我一直怀疑它的可信度。我清楚地记得,这位爷爷在村里经常说自己枪法有多么的准,有一次进行现场“实战”演练,用步枪打一棵杨树上的麻雀,枪声响过,一只麻雀应声而落,当人们把那只麻雀拿过来,他看着断了一条腿的麻雀说:我就是瞄着它的左腿打的。那么高的树,又树叶茂密,能瞄着打到麻雀的腿,我是很怀疑的。其实他的枪法已经很准了,但还是把他先前讲的事一直当故事和传说来解读。可好歹我们村总算能和大人物扯上点关系,不妨费点笔墨立此存照,以备一说。

【爷爷和奶奶】

这个是我的亲爷爷,我爷爷是从村子最上面的窑洞里走出来的,拄着一根磨得很光滑的拐棍,也许是窑洞低矮昏暗的缘故,从我记事起他便弯着腰、弓着背、黑着脸,总是坐在门前石条上垂着眼帘给阳光倾诉着寂寞。住着离窑洞不远地方的土坯瓦房是父亲结婚时候的新房,我是从这个土坯房子里出生的。到七十年代后,人们逐渐到下面平坦的地方盖起一扯五间的砖瓦房。我们这里的许多村庄,到现在也能看得比较清楚,依山而卧的村子,最顶端是土窑洞,然后土坯房,然后砖瓦房。不用考古,一段时期的村落的变迁史就静静地陈列在那里。那窑洞六、七十年代,较为完好的做了生产队的羊圈,有的放着为老年人们准备好的棺材;差点的会有人家在里面存放麦秸、麦壳。因为有棺材的存放,小的时候我们是很少到那种地方玩耍的,即使现在回去,仍能看到村子顶部的窑洞,像幽深的眼睛,空洞而无声地注视着星转斗移,经历着生生死死,给人更多的是一种茫然的感觉……

对我的奶奶没有太多的记忆。那时我记得我家院子中央靠墙东面有窝蜜蜂,记得吃煮圪瘩我经常偷偷蘸着蜜吃,到现在我也还认为是一种难得的美味。 是二哥,嗯,一定是他,往蜜蜂窝仍块石头,于是一窝蜜蜂便蜂拥而出,东边窑洞住着爷爷、奶奶,我看见蜜蜂追着奶奶,她满脑袋都是蜜蜂,她用双手在头顶乱挥舞,一边往窑洞里跑。这是我对我奶奶唯一的记忆,苍老、头发蓬松、凌乱、衣服褴褛。我没有别的记忆,但很清楚记得,二哥这样做是专门打出蜜蜂蜇我的奶奶-----

据我母亲讲,我的奶奶脑子坏了,因为即使母亲再忙她宁可去给别人家照看孩子,也从不替母亲抱抱哥哥姐姐,那可是她的孙子孙女呀!我一直认为奶奶的脑子并没坏,否则别人家也不会用她照看孩子的。可能婆媳间像天敌一样的关系是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中一道很特别的风景。即使现在有解冻的迹象,但依然十分的脆弱。奶奶和我母亲都没有跳出天敌关系的圈外,以至于有了二哥的恶作剧。

我还没有过多的接触到爷爷手心里的温度,也似乎没有能听到他富于哲思的叮嘱,他便躺在床上,半身不遂,一句话也说不出话来,不久就去世了。他留给我的似乎只有我的父亲还有那眼永远睁着空洞眼睛的窑洞。

【撵狼·冬天·及其他】

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寒冷了许多,孩子们、大人们手伸出来都有裂开的口子,像松树皮一般。脚上穿着厚厚的“老套鞋”也经常被冻得生疼,等到暖过来又痒得难受,常常脚后跟也会裂开很深的口子,经常到了初春才会愈合。

那时村子里人家几乎都要喂猪的,家家在院子里都盖有猪圈,和茅厕一样,都是很象征性的矮墙,大部分人家只是搬点石头垒砌,简陋一点,但深得自然之趣。每到秋后就让人们很是担忧,特别是在夜深的时候,听到狼的长嚎,总担心猪圈中猪的安危,快要出栏的猪一般是不怕狼的,狼来了,膘肥体壮的成年猪会把屁股委到一个安全的角落,瞪着眼,发着威和狼对峙,短时间内狼也奈何不得。最怕的是那些小点的猪仔,狼来了顺口就给叼走了。所以经常会在夜间,听到全村人起来撵狼的声音,撵狼很让人心惊动魄的,只要有一声狼来了的呐喊,全村的大人们就会一起行动,手抄家什,顺着喊声狂奔,最终汇聚成跑动的人流,和狼一起跑出村外……

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太阳西下,黄昏时分,我家上头那个小脚婆婆就会颤颤巍巍地走出院门,站在那棵大枣树下面向村口的大路,呕——喉……呕——喉地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后来问大人才告诉我,她是在呼唤外出的儿子,直到有一次,她呕——喉过几声,听到村前大路上“嗷——”的一声回应,她才不再叫唤,她不叫名字的原因是有讲究的,据说在日落后叫名字很容易被妖魔鬼怪听到后,把这个人的魂给勾了去,而且天黑以后,有亲人这样的呼唤,会顺利地回到家中,不至于在漆黑的晚上把魂魄丢在半路。那个婆婆那时已经近八旬,她的儿子也有五十多岁了。

每到冬天,村里的人家除了要储存足够的粮食,还要储备足够的柴草,因为那时候农村不烧煤炭,常年烧火做饭,冬天取暖全靠柴禾,所以当秋后收割完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搂柴抱禾,那时集体粮食作物的秸秆是不能动的,要喂集体的牛、羊,后来又要秸秆还田,村民能做的,是拾一些剩余的玉茭叶子,刨玉茭茬。河滩树林里初冬时节,等杨树叶子落下,不等厚积,村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耙子、圪针、绳络子,跑到树林里捩叶子,为了能多占有和收获一些,有的人会像英国人的圈地运动一样,一圈一圈地圈起来,后来的人看到,知道已经是别人的地盘,只能到别的地方捩叶子。杨树叶子落尽,男孩子就会收拾镢头、扁担、绳子去山坡上刨柴。在我们村子四周山坡上长着最多的是一种“醋溜”的灌木,学名叫沙棘,带刺即使长几十年也不会长高,果实为红黄的小颗粒,果味酸甜。每到初冬,叶子落尽,较为粗壮的醋溜枝条上 就会结出一溜一溜稠密的红黄果实来,掰下一个枝条,就像缩小了的糖葫芦,是孕妇和孩子们最爱吃的野餐。现在人们很爱喝的一种饮料“沙棘汁”就是以这种果实为原料制作的。村里那时候有些地方是“禁林”,虽然林木茂盛,但禁林是不能去随便砍伐的,而别的地方每年都有人去刨,所以都不会长高长粗。

冬天到来后,每家的院子边就会慢慢地码起刨来的醋溜,一圈一圈的把院子围得严严实实,成为别一样的“围墙”。柴禾多的人家无疑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财富”和勤劳的象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村的大部分人家还没有搬迁到下面的平坦处,爬上比较立的一段坡路,在一块相对平整处就会有一户人家,人家和人家之间有小路、台阶相连,错落有致。等到每家院子边上码起一溜一溜的醋溜的时候,远远望去就会发现是个相当壮观的景象,仿佛一棵大树上落户许多有点大得夸张了的喜鹊窝,而那条不算太宽的进入村子坡路明显就是这棵树粗壮屈曲的树干了。

等到大雪封山,上山刨醋溜告一段落,我们就会弄几根短棒到河滩树林里去找大树上已经枯死的树枝敲击,我们称之为"打干柴",那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活计,短棒不宜太粗,因为粗了十几米的高度扔不上去;也不宜太细,扔上去重量不够,干掉的树枝打不下来。所以找一根长短粗细合适的短棒很重要。敲干树枝也要找准击打的最佳位置,靠根、靠梢都不会敲下来。在树林里找到干树枝,就会反复地把短棒扔上去,掉下来,经常一根枯树枝要十几个来回也依然敲不下来,很容易就会飚上劲,越是敲不下来,就越不甘心,直至累得气喘吁吁,一直仰着的颈项生痛,脱掉“火车头”帽子,里面已经被汗水湿透,头上冒着热气。要回家的时候,总会比比看,谁敲的干柴多而粗。那时的冬很冷,而且冬天的西北风每到夜晚就刮得厉害,早上起来水缸和便盆会结层冰。只要晚上刮特别大的风,我们就会早早起床,到树林里拣大风刮下来的枯枝,不能不说那是件十分快乐的事情,不劳而获终究是会让人感觉惬意的。

【母亲的烦恼】

深秋是个收获的季节,本来是应该带着满满的喜悦和这个季节对话的,但像我家却多了别一番的焦虑。特别是母亲,因为在我们村,我家人口多姊妹六个,爷爷七十多岁,父亲在县城工作,家里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大哥在镇上中学读书,那时可以说是老的老小的小,生产队分口粮往家扛,主要靠母亲和十几岁的二姐。每逢这种时候,哥哥姐姐们总会看到母亲忧郁的样子,她的忧郁并不是因为担心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拿不回来,她总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到场会更合适一些。去早了,人家会说:劳动的时候见不到人影,分粮的时候倒是积极。去得迟点又会说:白吃也这样慢慢腾腾,还要让请吗,好大的排场!因家里没有劳力,人口多,每每分口粮的时候又分到很多,所以难免会有人眼热说闲话。母亲善良,没有文化,但不是逆来顺受的平顺人,这样家里没有劳力的日子让她很是难受,每每听到队长吆喝分粮,她就很费思量,这不前不后分寸的把握其实是很难的!多少年后,母亲还会一边叹息,一边絮絮叨叨地诉说这段令她难忘的家史:在打粮场分小麦、谷子、大豆还好,不是太远,我和你姐姐、哥哥分开来,滚滚蛋蛋的,歇上几歇也就回去了,最头疼的是分玉茭子,有时路很远,眼看天黑了,还有一堆放在那儿,只能摸黑着往家担,小的就抱几棵玉茭子,你那时才几岁,就用绳子捆住腰,栓在炕上哇哇地哭……

好在人会往大里长,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大哥、二哥、三哥以及二姐已经都是队里的全劳力了,母亲再也不会为分口粮的事去纠结,也不会因分到的口粮运不回来而着急,更不会因交不了口粮款而东挪西借。一年下来,记得最好的年景,哥哥姐姐们挣得工分开罢口粮款,还能结余七百多元,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巨款了。那段时间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每天黑头黑脸的,像个小叫花子,但完全不理会家里的大事小情,可以尽情地在村子里疯跑,到小河捉鱼,到树林里掏鸟蛋,这个样子就很令当家里老大的同伴羡慕,因为他们得在家里帮妈妈洗碗、照看弟弟妹妹。而我不用,那么多哥哥姐姐站在我的前面呢。现在想来,也真得难为母亲了,经常会看到母亲在家洗衣服,做饭,上午和下午还得上地劳动,每到晚上会在灯下纳鞋底、上鞋帮,很晚的时候也不会去睡。

后来大哥招工到县化肥厂工作,县里修水库,队里派二哥去当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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