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邹姐，是父亲住院的时候，那时因为肝腹水，父西宁癫痫病医院哪家好亲的肚子已肿得很大。
那天晚上我去陪父亲，刚到病房门前，就听到父亲在说：“是你打的电话吧？”“都那样了，不打咋办？”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柔和，但我心里却一沉。
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父亲病得很重，正在市医院。父母离婚后，父亲就一个人在外租房独处。
原来打电话的是她，她就是妈说的“野女人”？
我走进去时，两人显得有些局促。僵了几秒钟后，父亲才想起做介绍：“这是小邹，这是我幺儿。”我打量了女人几眼：四十左右，脸上明显留着岁月的痕迹；穿着朴素，也可以说有点寒碜，但浆洗得很干净；稍微有些色彩的是，她脖颈上围了一条绿色的围巾。
晚上11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女人站起来，已经在养神的父亲抬起眼望她，她轻声说：“我去上班。”
女人走后，父亲很快睡着了。我规整东西时，发现所有物品都整齐地放好了，我暗暗佩服女人的心细。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姐给我来了电话，说妈和爸又闹翻了。我只好向单位告假，然后心烦意乱地赶去医院。
爸的病情眼见着十堰哪里看癫痫病医院好一天天加重，行动不便，更离不得人了。可我们兄妹三家都是上班族，都拖儿带女的，好说歹说请了母亲帮忙，可眼下又闹崩了……当几兄妹一筹莫展时，大哥想出了请护工的点子。
我刚安心上了几天班，就听护工说不想做了。他说：“师傅，不是我不想赚钱，也不是怕脏怕累，我是怕你老太爷那病，要被传染了怎么得了治疗癫痫病比较好的药物都有什么。”他还提醒说：“我也是今晨路过医生办公室才听到的，说你老爷子的病传染性强着呢，你们今后照顾病人可得小心哦，还有那位大姐。”“哪个大姐？”我追问。“就是你们不在时来的那个，好人哪，我们腻歪的事她都肯做。”我知道了，他说的是邹姐。
果不其然，医院下午就通知父亲转传染科，还要我们自己找护工。与此同时，大哥叮嘱各家都去验个血，尽快注射疫苗，以后不要再带小孩来。
那以后，我们看父亲的次数明显少了，在病房逗留的时间也很短，合理但不合情的做法折磨着我们，唯有四处打听请护工，以此寻求解脱。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合适的护工还是没请到，奇怪的是医院也没催我们，去看父亲的时候，他的精神反倒好了一些。
2005年元旦快到了，节前的晚上，我们决定请主治医师吃顿饭，感谢他对父亲的关照。医生偕同家人终于来了，我们鼓足劲地给他敬酒，酒酣耳热后医生的话多了，大家只好陪着，直到医生的夫人不耐烦了，医生才接过我们送的礼品，打着酒嗝说走，临上车时，医生又想起什么似的说道：“这病还要护理好，真别说，你们很后找的那个护工不赖。”
医生走了，我们却有点发蒙，时间太晚了，大家也不及细想，打着呵欠说只有明天去看爸，然后各自打车回家。我家离医院近，想想马上就是新年了，所以我决定顺道去医院一趟。
通往病室的走廊静悄悄的，灯光也比平时暗了许多，大多数病床都空着，护士也看不到一个，想必都回家过节去了。此时，只有父亲的病房孤零零地静默在走廊尽头，微弱的灯光透出来，隐隐有说话的声音。我从门上的探视窗往里窥：父亲背对着门侧躺在床上，上衣卷了起来，肚腹对着治疗灯在烤着，背后的女人正一上一下地挠着父亲肿胀的背，脖子上的绿围巾竟掩去了整间病房的苍白。霎时，医生的话我懂了。
渐渐地，两人说的话清晰起来：“今晚还去？”“嗯，老板说算两晚的钱。”“半夜下班，气温那么低，别冻坏了。”“我围着你送的围巾呢。”“白天黑夜地跑身体会吃不消的。”“那你就快些好。”“要是好不了呢？”“别说馊话，我又打听到一个偏方，说用乌鱼裹黄泥烤能治这病……”下面的话又模糊了，我担心邹姐上班碰上，悄悄地先走了。
第二天，在探望父亲时，大哥又说起护工的事，我提出请邹姐，大家犹豫了一阵也就同意了，只是要我出面联系。
从那以后，邹姐不再有意回避我们，哥哥姐姐见到她，也会不咸不淡地打招呼，但父亲的病却突然之间恶化了。医生解释说父亲的肝部造影有越来越明显的黑点，怀疑是癌，建议我们给父亲打一种蛋白针以延缓生命。可一针就要两百多块，我们兄妹只好四处筹钱缴到住院部。
随着病情的恶化，父亲的情绪也坏起来，喊我们滚，骂医生、护士，晚上不停地拉呼叫铃，搅得医院不得安宁，弄得我们焦头烂额，只有邹姐还能让他安静一会儿，束手无策的我们也唯有依赖她。那时，邹姐已辞了夜间的工。
后来的情况更不堪了，神志不清的父亲开始把屎尿拉得到处都是，邹姐在抢着收拾时总说：“你们城里人胃弱，让我来。”即使如此，病室里还是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弄得医生、护士都嫌恶起来。由于邹姐是我们名义上请的“护工”，嫌恶之气大都直接发在她身上，邹姐从不辩解，也不让我们抱不平，只是手脚更麻利。她说：“顶撞了医生，病人会更遭罪。”
2005年的腊月二十九阴冷地来临了，那年农历没有三十，第二天便是正月初一。那天，父亲突然不吵了，神志也变得清醒。当我们围上去时，父亲的目光从我们一个个的脸上滑过，很后定在了离他很远的邹姐脸上，对着她说：“我要回家。”
父亲的话让我们有些犯晕，只有邹姐毫不意外地直迎着父亲的目光。兄妹几个赶紧退出门外商量，这个说：“都病成这样了，哪能离开医院！”那个说：“就是回，又回哪儿合适？妈那儿，还得妈同意，我们那儿，那小孩……”“你们就遂了他的愿吧！”这声像吼的话是邹姐发出的。这时，我们才看到邹姐已经走了出来：脸有些抽搐，布满血丝的眼里有泪光，那光，我们还是*一次见着，那样逼人，那样执拗，有一种让人不得不服从的*！复归平静后邹姐说：“我带他回家。”
办手续时，院方提出家属必须在保证书上癫痫病会遗传吗签字，否则不予办理。兄妹们都有些犹豫，当邹姐被医生一句“签字要家属，你是他什么人”呵斥下来后，我走了上去。
出了医院大门，我们茫然地跟在邹姐身后，*一次来到父亲的“家”。“家”是旅馆五楼的一个单间，门没开，我就闻到一股药味，打开灯，我才看清屋内简陋的陈设。
天渐渐黑了，回“家”的父亲却莫名地兴奋着，从他小时的稀罕事讲到我们兄妹的趣事，一刻也舍不得停，尤其当他看到邹姐赞赏的目光时，还会孩子一样灿烂地笑。几年了，我都没听父亲讲过那么多话，也从未见父亲那样快活过！
口沫不断地从父亲嘴角溢出，邹姐就不断地给他擦着，双眼笑眯眯地望着他。后来父亲睡着了，香香地打起了鼾。邹姐好像还没听够父亲的故事，臂弯依然垫在父亲的脑后发着呆，一脸的沉醉。当发现我们都在看她时，她有点不好意思，脸红红地说：“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就行。”
时间已近12点，窗外不时升起绽放的烟花，远处的鞭炮声渐渐密起来，疲倦至极的我们稍作谦让，就各自散了回家。
就在那一晚父亲走了。后来听邹姐说，半夜时，父亲突然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然后双手紧紧地掐住她的肩膀。手足无措的邹姐本想给我们打电话，但怎么也挣不脱。后来110来了，在救护车上，父亲的头就那么偎在她怀里，眼睛半睁着，还没到医院，邹姐就发现父亲的眼睛灰了。
后来听抢救的医生说，那晚亏得“保姆”好，不然老头走时会没一个人。羞愧万分的我们向邹姐道谢，邹姐只说爸“上山”时她要来。
父亲“火化”是在大年初二，那天来了很多亲戚，邹姐也来了，脖子上依然围着那条绿围巾。当父亲的遗体被送入焚化炉时，我们听到了一声又一声高亢的哭声，是那种村妇死了男人才有的肆无忌惮的哭声。下葬的时候，邹姐和我们一样地叩头，不一样的是我们烧纸钱，她烧的是自个儿剪的纸衣、纸裤和纸鞋。
后来，邹姐在那家小旅馆的五楼还住过一个多月。其间，我去瞧过她两回，每次送我走时，邹姐都要叮咛我照顾好妈，说老人走了就回不来了，到时就是想孝敬都不行。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再后来，我在清理医院的明细单时，发现账单上有一笔300元的上账不明来历，上账日期是元月16日。我想了半天，才记起那天是我们给邹姐发工资的日子。等我赶去旅馆时，听说邹姐已经搬走了，是客房涨价后搬走的，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邹姐。
父亲的“七七”到了，按规矩，我们是要到坟上烧纸的。刚走近墓地，我就惊异地发现，父亲的墓碑上紧紧地缠着一条绿围巾。
那一次我也没见着邹姐，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