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社会上很受青睐的三大职业是：营业员、方向盘、开药丸。而我们教师勉强排在第九位，还被气味化了——“臭老九”。所以，我们教师与营业员不止相差九个台阶，还有一个不太雅的气味冠在座次之前。这样一来，教师与营业员就成为两个世界的人。
初到小镇教书，是一个秋风浩荡的季节。从盛夏的煎熬中走出来，进入这个季节，便是神仙样的清爽。学校在小镇的怀抱，赶集很方便，慢慢地散着步，就到了很热闹很繁荣的去处——供销社。
供销社是人们的购物中心。在没有商场和超市的年代，供销社就是商场，就是超市，就是乡下人必去的地方。正是换装的时令，人们甩掉短袖衫、超短裤，马上就要换上夹衣和外套。所以，这时供销社的布匹、百货门市部里的人特别得多，特别得热闹，大姑娘小媳妇特别爱往这地方凑。
这样，供销社不仅是购物中心，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光场所。看琳琅满目的各种颜色和花式的布匹及针织品；看美的、不美的，年轻的、不年轻的女人。
我去供销社布匹、百货门市部却不是观光的，我是刚分到了一间宿舍，十多个平，要做一面窗帘。那时的窗户不大，也就80cmx120cm。窗帘很好是天蓝色或米黄色的。我喜欢这两种颜色。
营业员是一位年龄较大的瘦小男人，他按我的要求从货架上取出一匹米黄色“的确良”布，量了尺寸。他告诉我是四块五毛钱。我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递给他。他扯下一张发票，填上几个数字，把钱卷在发票里，举手夹在头顶上的铁夹子里，“嗖”地一声，将铁夹子甩走了。
我这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收款方式。布匹和百货门市部有八位营业员，每一位营业员的头顶上方都有一根铁丝，铁丝上挂着两个黑色的铁夹子。八条线都通往同一个地方。顺着铁丝，我看见一个收银员坐在半空中，差不多跟房子大梁一样高了。收银员坐着一把木椅，面前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有茶杯、算盘和笔筒。收银员的基座是砖头砌的圆形高台，一架木梯子搭在高台旁，收银员大概是从梯子爬上去的。
当营业员将夹子甩到收银员的面前时，她取下夹子，“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然后在发票上盖了一枚印章，与所找的零钱一起夹在铁夹子上，“嗖”地一声又甩给了营业员。营业员把发票和零钱递给我，我拿了窗帘，完成了交易。整个过程，神秘、深邃、妙不可言。比现在电脑扫描支付还有观赏价值。
我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靠在柜台上，仰望着女收银员。她的面前还竖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如同台球杆一样的木棒，木棒的顶端有一弯勾，如果营业员连续甩来两只铁夹子，后一铁夹子碰到前一铁夹子，必然反弹倒退，女收银员就用木棒将铁夹子勾到面前，然后打算盘。打算盘时，手指缝里还夹着一根圆珠笔。她的手指头跟蜻蜓点水似的，在算盘上弄出涟漪，一波一波地扩散。她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铁夹子，另三根指头翘着，如同戏台上青衣的兰花指。甩到柜台上的铁夹子，划着飘忽的线条，就像天女散花，优雅生动。高台就是磁悬浮列车站，甩出去的铁夹子就是一列列火车头。快速移动的铁夹子又像一个个拖着长长尾巴的流星，摇曳着划出一道光亮。一根根铁丝，如同战地电话线，通往总指挥部，一场战争的胜负，维系在这些电话线上了。她的动作，有一种难言的美。
女收银员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翻领外套，跟我的窗帘一个颜色。这在灰蓝相间的世界里是很养眼的。她一般不朝下面看的，只在端起茶杯喝水时，才往下瞟一眼。我发现她长得很美，五观七窍长得都是地方，像精心摆放的位置。一段白皙的脖子露在外面，可见翻领外衣掩盖下的一圈白色衬衣。
我痴痴地望着收银员，就像仰望女神，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呆傻，有一点醉态。女收银员喝水的时候，无意地飞了我一眼，随即把目光移开，但她发现了我在凝视她，便再次把目光投向我，庄重地看了几秒钟，这才把目光转移到铁夹子上。
我的课大多排在下午，而集日全在上午，且隔天一次集日，当地人称为“单日集”。每到逢集的上午，我便去供销社布匹、百货门市部，背靠柜台，仰望着收银员。收银员偶而也看我一下，她的目光有一种穿透力，能把我的心照亮。
到了下午或背集，我是看不到这种壮丽景象的。供销社所有的门市部都关闭大门，你只能嗅到空气中的物品的味道，却看不到那些物品的形态。下午的课上完了，下了讲台，我常常漫不经心地走到供销社布匹、百货门市部，看见了紧锁着的红漆大门才醒悟过来，就又慢慢走回去了。
我讲课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提到供销社布匹、百货门市部里的收付款方式，好像那里是全世界科技含量很浓厚的地方。我讲唐代边塞诗的时候，居然专门讲了供销社布匹、百货门市部里那座人工高台，引导那些稚气的少年坠入古战场上高耸的“刁斗”的境界里去。
我和收银员开始对话是差不多一周之后了。那天，我靠在货柜上仰望女神，背后的老年营业员问我：“同志，你的窗帘还满意吗？今天站这儿半天了，准备买点啥呀？”
我很敬佩这位矮瘦的老年人，在数以千计的人流中，居然还记得我来这儿买过窗帘。
我听当地的民办教师说过，布匹、百货门市部有位记忆力很强的营业员，还非常能说，人送外号李碎嘴。看来，这位定是李碎嘴了。我称赞他的记忆力好。他谦虚地笑笑说：“记性好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你买啥？我给你拿。保证百拿不厌，百问不烦。”
我本来不买任何东西，是专程来仰望女神的。不过，既然被营业员盯上，不买点什么总是很可疑的。买什么东西好呢？好东西当然很多，可我没钱买。我那时还在试用期间，尚未转正，月工资仅为30.5元。即使一年后转正了，也才36.5元。想了想，我买了一只一毛五分钱的口罩。用一毛五分钱买一块立锥之地，站那儿仰望女神，也是值得的。我交给李碎嘴五角钱，李碎嘴开了票，“嗖”地一下甩给了收银员。我趁机问：“老李，这位会计叫什么名字？”
我与李碎嘴不熟，以为问也是白问。没想到李碎嘴倒爽快，他告诉我：“袁真。”还诠释说：“袁大头的袁，真假的真。”我好像一下子跟李碎嘴成了亲戚，觉得他像我二大爷。虽然是很吃香的营业员，却没有架子，也不傲。
我接着说：“她这工作真好，不接触汗臭，不被人吵闹。清静。”
李碎嘴一边下意识地扒拉着算盘珠儿，一边“嘿嘿”笑着说：“好个毬！这活儿也只有被‘发配’的人才肯做。不说那八根线忙起来，大便小便都得忍着。要是慢一点，还得挨顾客的骂。一上午只能坐坐站站，伸伸懒腰，想走动一下都不可能。”李碎嘴缺了两个门牙，说话不关风，还喷射着唾沫星子。我趁他歇气儿的间隙问：“发配？你说的发配是什么意思？”李碎嘴朝高处看了看，说：“她原来是县城供销总社的会计，得罪了总社领导，才被发配到这个鬼不唤蛋的偏远小乡来。”
说着话，袁真已经把铁夹子甩过来了。李碎嘴边说边取下发票和零钱，递给我：“你哪个单位的？我跟你说，千万不能得罪领导，得罪了领导，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这话说得真像我二大爷了。
不管李碎嘴把袁真的工作说得多么不堪，我还是认为那是很“高大上”的工作，挺好的。至于她是发配，还是别的，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为我心中的女神。
这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天气出奇得好。我再次来到李碎嘴柜台，买了一条一块二角钱的针织背心。这在百货柜台里，也是比较便宜的了。我拿出两元钱，交给李碎嘴。李碎嘴开了票，“嗖”地甩过去。我的目光跟随铁夹子，来到袁真的手上，我看见她用台球杆将铁夹子勾到身边，取下了发票和钱。然后左手拿着发票，右手拨拉算盘珠儿，还在发票上写了字，盖了“现金收讫”的长方形印章，“嗖”地甩过来了。李碎嘴将钱和发票递给我，我每次都仔细地察看发票，看她写的字。发现发票背面也有两个力透纸背的圆珠笔字：“你好。”
我抬头看看袁真，心里“突突”地跳着。“你好”，是问候我的吗？我不敢肯定，因为我看她时，她并不看我，好像那两个字是对空气说的。但不管是否问候我，写在我的发票上，就是我的荣幸。我得珍藏这张发票。此时，我不敢贸然回答，也不知用何种方式回答。我总不能对着她大声说“我很好”吧？我总不能也写个条子甩过去吧？那可是人家的专用线路。
回到学校，我去后勤处要了五米铁丝和两只铁夹子。在门头上方和后窗上方各钉了一枚钉子，拴上铁丝。两点一线，挂上铁夹子。我把写有“你好”的发票，夹在铁夹子上，“嗖”地从门边甩到窗下办公桌之上。我走到办公桌前，取下铁夹子，展开那张发票，在“你好”的下面隆重地写上了两个钢笔字：“您好！”
下面，我代表袁真认真地提出一个问题（圆珠笔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的回答是一句自恋语（钢笔字）：“太阳底下很光辉的职业。”
“她”又写道：“你每个集日都来购物吗？”
我写道：“主要是来仰望女神。”
“她”写道：“我不是女神，我是谪仙人。”
我写道：“你得罪了哪位权贵？”
“她”写道：“不告诉你。”
我写道：“不告诉，我也知道。”
“她”写道：“你知道什么？”
我写道：“一顾倾人城，二顾勾人魂。”
“她”写道：“好看的脸蛋很多，有趣的灵魂太少。”
我写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她”写道：“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整张发票被圆珠笔字和钢笔字塞满了，再也嵌不进一个字了，这才罢手。虽然是一段虚拟的对话，有点恣意妄想，也有点阴损阳邪，但它的源头是“你好”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像十五晚上的月亮，绽放着真实、饱满而生动的光芒。
正当我痴迷于仰望时，学校让我去县城参加岗位培训，时间五天。
县城的东边是一条河，一条很著名的淮河。每天的培训课完毕，我就走出喧闹的城市，来到淮河大堤上。大堤有它自己的特点，不仅有绵密的植被，还呈现出三十度左右的斜坡。脚下的平台，长着一溜高大茂密的杨树，蜿蜒着像一条巨蟒。巨蟒的上面就是幽蓝的天空和灰白的云块。
躺在西面斜坡，亦卧亦立，面对西下的夕阳，我默诵着写在发票上的那段对话：
你好。
您好！
……
我能听到我内心深处的诵读声，也能听到袁真抑扬顿挫的圆润的嗓音。我一个人的默念，幻化成我和袁真在舞台上那种表演式的朗诵。三遍之后，就有种说不出来的宁静、美好与感动。我从斜坡厚实的草地上爬起来，向着很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款款入城。
培训班结束，回到学校。我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急迫心情跨进布匹、百货门市部。然而，那个高台不见了，我的女神不知所踪。柜台上的营业员也都换成了陌生面孔。一问，才知道供销社实行改革，柜台被内部人承包经营，各卖各的货，各算各的账，各收各的银。很好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李碎嘴。不过，他已不卖百货，改卖“烟酒糖”了。我买了一包“黄金叶”香烟，揭开封皮，揪出一根，扔给李碎嘴，顺便问：“怎么没见袁真呀？”
李碎嘴边抽烟边说：“没见到就对了。人家调回总社了。昨天刚走。总社主任退了，换了新领导，她官复原职，继续当总社会计。”说到这里，他叼着烟头乜斜着眼问我：“你好像对袁真有意思了吧？”
我言不由衷：“哪里的话。我们臭老九哪敢高攀你们营业员呢！”
“营业员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李碎嘴说，“改革开放来了，将来允许私人摆摊经营了，竞争激烈了，钱就难赚了，下岗的也多了，铁饭碗捧不住了。”李碎嘴的每句话都有一个“了”字，好像他说的都是过往已久的事情。
我怏怏不乐地回到宿舍，孤寂地坐着，瞅着两点一线和静态的铁夹子发呆。袁真稳坐高台，潇洒地甩着铁夹子的画面在我心中永不褪色。多少年之后，我还保持着用铁夹子夹住票据，悬挂于铁丝之上的习惯。当然，那张写满圆珠笔字和钢笔字的发票还完好无损地存放在我的相册里。每每看见它们，我的生命里就涌动着一种仰望女神的幸福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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